大衛·諾德的“新聞機制史”書寫路徑及其知識貢獻

方晨,廣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美國當代新聞史研究的學術脈絡與理論鏡鑒(1970-2010)”(18CXW006)階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美國新聞史研究一直頗受國內學界關注。以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1974年發表在新創刊的《新聞史》(Journalism History)期刊上的《新聞史的問題》(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一文為開端,以“尋找研究的新路徑”(seeking new path in research)“如何操作化凱瑞”(operationalizing Carey)等專題為延續,美國新聞史學界開始了一場影響至今的歷史哲學革命。它將矛頭對準了傳統新聞史書寫輝格式(whiggish history) 的線性(linear)、進步主義(progressive)傾向,引導新聞史研究進入新聞社會史、新聞文化史、大眾傳播史等多元範式並存的時代。

以往的新聞史研究由於較少關注歷史哲學面向,基於這樣的缺憾,本文遂將研究對象對準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參与者大衛·諾德(David Nord)。他目前是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媒體學院榮休教授,其倡導的新聞機制史(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journalism)研究取向可以看作是這一波反思的典範。諾德主張將凱瑞的“新聞文化史”延伸與具體化,借鑒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和理論框架,對美國新聞史若干核心問題(例如報刊閱讀問題)的生成、演變、維繫、鬥爭機制(institution)進行闡釋性剖析。他認為,新聞是作為公共產品而存在的。不同社群對於新聞存在不同的現代性想象。報刊不應當被片面理解為爭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敘事,也不是知名報人與報刊的傳記,而是不同社群權力爭奪與博弈的特定場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社會機制。新聞史的書寫,就是要展現這種機制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與作用(Nord,2006,1988)。

遵從學術思想史的一般路徑,本文試圖梳理新聞機制史出現、演進的前因後果與內在邏輯。本文首先討論傳統新聞史研究的弊端,接着討論新聞機制史提出的內在邏輯,進而以諾德的著作《新聞的共同體:美國報紙和其讀者的歷史》(Communities of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and Their Readers)(以下簡稱《新聞的共同體》)為例,討論他如何實踐新聞機制史,最後討論新聞機制史的學術思想特點及其學術史價值。

二 傳統新聞史的弊端

美國雖然是一個新興的國家,但是卻有着很強的歷史學傳統(李劍鳴,2016:1)。從殖民地時代開始,北美地區就出現了業餘歷史學者。19世紀中期后,美國歷史編纂開始了向學院建制化的轉變,以歐洲史學理論特別是蘭克(Leopold Ranke)史學來改造原有史學成為鮮明的特徵(徐良,2015)。但是,無論是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洋洋洒洒十卷本的《美國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還是盛極一時的弗雷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J. Turner)的“邊疆學派”,都並未擺脫自建國以來美國史編纂的總基調:堅信愛國主義,肯定美國抗英的正當性;堅持民族主義,強調“美國先進論”和“美國例外論”;崇尚自由主義,秉承清教徒對於自由、平等的追求;強烈的種族觀念和精英意識,歌頌建國之父對新國家的偉大構想(李劍鳴,2016:97-102)。

這種歷史編纂的思維,投射在新聞史中,即凱瑞所言的“輝格式”的歷史書寫:將歷史看作是線性的、進步的,一部美國新聞史就是不斷爭取自由民主、不斷髮展進步的歷史;研究對象主要是白人精英報人和報刊,對受眾、傳播技術、黑人、婦女、普通新聞工作者等缺乏關注;研究方法局限於現象的描述,對於事件先後發生的內在機制缺乏解釋(Carey,1974)。

這種輝格式的歷史觀在20世紀50年代前一直是美國新聞史編纂的主流思潮。例如弗雷德里克·胡德森(Frederick Hudson)展現的美國新聞史就是紐約大都會的新聞史,其他地區的新聞事業被忽視了(Hudson,1873)。威拉德·布雷耶(Willard Bleyer)只敘述他認為重要的報紙,他的《美國新聞史的主要源流》(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中全部16章中有8章都在討論具有顯著性(outstanding)的紐約報紙(Bleyer,1927)。20世紀60年代后,研究者們才逐漸從根本上的、“歷史哲學”(Atwood,1978)的角度反思新聞史的書寫。斯蒂芬斯和加西亞的總結被認為具有代表性(Folkerts & Lacy,1985)。他們認為,輝格史的問題主要歸結於三個方面:第一,範式決定歷史;第二,忽視歷史編纂;第三,職業史特徵(Stevens & Garcia,1980:40)。

“範式決定歷史”意味着用理論去剪裁歷史。輝格史建構了一個具有終極目的的歷史過程,所有的歷史變遷都朝着終極目的而演進。時間被切分成一個個時間段,每一個時間段都對應着一種抽象的歷史概括,后一個時間段比前者具有進步性。這種過程論書寫的確呈現了時間的變化,但是卻不知道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展現了歷史的變量和持續性,但是卻不明白這些變量、数字的意義;描述了事件發生、發展的過程,卻忽視了事件的後果、趨勢和與後續事件的聯繫;看到了歷史的連續,展現了歷史的宏大敘事,卻看不到歷史的斷裂(Stevens & Garcia,1980:40-43)。

“忽視歷史編纂”意味着新聞史學界長期缺乏一種自我理論反思。這一點和新聞史長期作為“職業史”(professional history)的特徵密切相關。新聞學誕生於19世紀中期美國中西部“贈地州”(land grant)的州立大學,其形成與報業的發展、地區報業委員會等行業組織密切相關(張詠,李金銓,2008:281-283)。作為職業史的新聞史使新聞學獲得了學科合法性,並以偉大報人的事迹激勵年輕學生(Barnhurst & Nerone,2009:17-28;Carey,2000)。這迎合了行業的職業期許,但也一定程度上禁錮了自身,使得研究者甚少注意到自身的研究不足,缺乏與其聯繫緊密的歷史學、社會學的交流與借鑒。斯蒂芬斯和加西亞就直言,美國歷史上幾次史學觀念反思,新聞史研究者往往反映遲鈍,總有“慢半拍”的感覺(Stevens & Garcia,1980:45)。

所以,新聞史陷入輝格主義一方面與其職業史特性有關,另一方面在於其缺乏跨學科的思想融通。實際上,正如趙汀陽所言,歷史觀通常是作為“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存在的(趙汀陽,2011:135-158)。探討輝格史觀,最根本的還是要回到西方的史學傳統。但無論是古希臘史學還是基督教史學,所展現出的通常都是宏大的、單數的、線性的進步史觀(王晴佳,2002:12-64)。這一思維模式設定了人類誕生、墮落、贖罪、最終超脫解放的歷程,為進步史學提供了原始的敘事參考模板。此外,近代啟蒙運動所產生的知識革命又鞏固了西方對於進步發展的認可。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在和其他文明的對抗中節節勝利,這種歷史進化觀進一步得以鞏固。故而,新聞史研究要跳出輝格史,從某種意義上不僅是對新聞史本身的反思,更是要擺脫這一籠罩西方史學的單一、普遍敘事。而對於美國而言,則意味着要回到其建國的特殊歷史社會語境中重思(rethinking)“新聞”(journalism)的含義、新聞與北美公共生活關係等問題。而諾德的工作,正是從這一原點出發。

三 從概念到方法:重新定義新聞和新聞史

輝格史的一個誤區是將歷史看成是單質的、同一的,而忽視了其中的複雜性和斷裂之處。從“地方性知識”的路徑切入,諾德想要重構的是一個複雜的、多面的、小寫的北美新聞史。他希望從北美新聞實踐的源頭重新理解“新聞”(journalism),進而討論新聞史研究的新範式。通過歷史觀與方法論的革新回應變革的時代訴求,實現同他者的理論對話。

(一)重新定義“新聞”:事實與論壇模式的爭奪

由於受到凱瑞的較大影響,又身處“語言學轉向”的宏大環境中,諾德將思考的源頭對準重新反思“新聞”,不難理解。因為凱瑞已經指出,當時美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將新聞傳播看作是一種信息的傳遞,而忽視了其作為文化或民主的一面(Carey,1997:228-257,2009:11-28)。諾德贊同凱瑞的觀點,認為“作為民主的新聞” 的確是被忽視的北美地區的新聞傳統之一。“作為民主的新聞”從一種建構主義而非實在論的視角,強調新聞在建構現實、維繫共同體生活中的作用。而美國,正是“開始於對共同體(community)的訴求中”(Nord,2001:1)。當1630年第一批清教徒來到新大陸后,事實上就希望在北美建立一個沒有宗教壓迫和封建剝削的新的“人間天國”(原祖傑,2012;Miller,1962:25-26)。但與這些宗教虔誠者同時到來的,還有尋求穩定生活的避難者。

他們沒有強烈的宗教企圖,只是希望在新的土地上自由與獨立。所以從一開始,在北美的語境下就存在着兩種傾向:一者,建立統一的美利堅共同體的願望,在新大陸上實踐宗教“烏托邦”社會理想;二者,不同族群、利益集團維護自由、民主、獨立的信念,反對任何壓迫和控制。

前者強調中心主義,強調大共同體的建構,偏向於古典共和主義;後者強調個體和小共同體的自由,偏向於自由至上主義。兩種觀念反映在報刊中,即諾德所言的報刊的“事實”模式與“論壇”模式(Nord,2001:2-5)。前者喜歡中心化的、一條路徑、點對面的傳播,其目的是“社會威權的鞏固”,與之相關的話語包括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共同體的想象”(安德森,2006/2011:1-8)和社會控制;後者認為報刊是“鼓勵衝突的場所”,強調不同社群話語表達的多元化。事實模式對應着凱瑞所言的傳播的傳遞觀,而論壇模式對應着傳播的儀式觀。

這兩種模式的鬥爭與博弈構成了北美新聞觀念變遷的主敘事,並在殖民地階段、政黨報刊、內戰、進步主義運動、一戰等不同時期都有突出顯現。一戰使人們看到了事實模式對於人類理性的高估,而論壇模式則被批評忽視了權力對媒體的控制,從而把獲得真理的方式想得太天真和理想。諾德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應當跳出所謂的“事實模式”與“論壇模式”優劣之爭,認識到新聞本質上是政治的、權力的。他不再糾結“新聞是否能帶來真理”的命題,而是退而求其次,默認新聞就是“有偏向的動員”(the mobilization of bias)的政治學。他直言,“無論喜歡與否,我們當下的社會就是利益集團社會”(Nord,2001:13)。只要利益集團存在,也就無法解決各種權力對於新聞的控制。所以與其在兩種模式間糾纏,不如換個角度,將新聞理解成一種現實的社會機制。事實模式、論壇模式都是不同社群或利益集團主張的一種模式。在這個機制中,可以看到權力對公共話語權的爭奪、信息傳遞方式和技術的轉變、新聞傳播者角色的變化、不同時代公共觀念的變遷等等。這一點,體現出諾德與凱瑞對於“新聞”理解的差異,也構成了諾德展開新聞機制史討論的基礎。

(二)重新定義新聞史:新聞機制史的提出

新聞作為一種社會機制存在,反映出人們在公共輿論生活中對於新聞不同的現代性想象。換句話說,由於新聞是具有公共屬性的,不同的族群、利益集團從理論上有同等使用新聞的權力,他們賦予新聞不同的內涵與價值期許。輝格史只是呈現了持有進步論和自由至上理念的一部分人的歷史,不能代表人類新聞實踐歷史的全部。正如諾德所說,新聞從本質上看更像是一個“競技場”,是提供不同新聞想象的各種觀念鬥爭、妥協、合作、談判的場域(Nord,1988)。新聞史的書寫,應當是以新聞文本為出發點,分析其文本形成過程中所保存的各個時代、不同群體所蘊藏的價值觀念與思想情感,即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的“感覺的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感覺的結構”(Williams,2001:64)來源於人的社會經驗與社會關係,不同的群體、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感覺的結構”。它們蘊藏於報刊文本中,呈現出相互交錯、此消彼長、你爭我奪的歷史圖景。所以,當傳統新聞史家認為1833年本傑明·戴(Benjamin Day)的《太陽報》宣告便士報時代到來時,實際上體現政黨意識“感覺的結構”的報刊還佔據重要的陣營。它與便士報的爭鬥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在當今商業化報刊橫行的美國,堅守公共服務“感覺的結構”的報刊依然存在,並且與主流商業新聞理念長期抗衡。

諾德想要呈現的就是新聞作為一種機制是如何表現這些“流動的思想”的歷史。借用德國媒介史學家西格弗里德·魏申貝格(Siegfried Weischenberg)的理論框架(圖1),本文認為,諾德希望從以下幾個面向校正新聞史研究的基本面。首先,在這個洋蔥形的體系圖中,媒體行動者(media actors)依然是新聞史書寫要思考的首要和核心問題。因為定義了誰是新聞使用的行動主體,也就決定了新聞史書寫的對象。在新聞機制史的設想中,專業新聞傳播者與業餘傳播者都應當是新聞史書寫的對象(Nord,1990)。他們從寬泛意義的兩大範式體現了對於新聞的不同想象。專業傳播者體現出現代理性科學範式對於新聞的規訓,試圖將新聞科學化和理性化;而業餘傳播者則體現出反建制化的樸素的民主力量。在媒體內容(media content)方面,新聞機制史試圖將與報刊有聯繫的廣義文本都納入到研究視野中。新聞史的研究文本就不僅局限於報紙、雜誌等傳統樣式,而是延展到讀報筆記、讀者來信、報人社會交往信件等材料。諾德專註的閱讀史就是以這些新材料為重要基礎的社會網絡研究的典型實例。在媒體組織(media institutions)層面,專業的媒體組織、企業法人、社會團體甚至是個人都是機制史所認定的媒體組織。諾德關注它們的興旺與消亡的過程,希望分析其所屬的派別、生存方式、內容生產的過程。而這些內容又往往體現在不同派別媒體組織的鬥爭過程中。在媒體系統(media systems)層面,機制史認為新聞傳播過程是如同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5W”模式一樣的系統。傳統新聞史偏重於內容分析與媒介分析,而忽視了控制分析、效果分析與受眾分析。諾德希望補充回答的問題是:歷史上的受眾是誰,呈現怎樣的社會學分佈?哪些報紙對受眾有影響、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不同報紙間如何鬥爭吸引受眾?受眾的反饋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出來?受眾的不同反饋體現出怎樣的對於新聞的不同理解?

應當來說,相比於輝格史與其他新聞史研究範式,新聞機制史試圖實現以下轉變:(1)跳脫出常規的認識論窠臼,不再關心實在論所關注的“新聞是否帶來真理”的問題,而是轉向對於新聞文本的話語研究。在新聞機制史的視野里,報紙是否帶來確信的知識並不是焦點問題,這些記載背後的權力關係才是關注的重心。他們更關心這些文本背後展現出了不同的族群、利益集團之間怎樣不同的“感覺的結構”,而這些“感覺的結構”又是如何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反作用於現實,從而實現觀念的客觀化。由此引出(2)新聞機制史範式反對傳統新聞史默認的單一政經決定論,認為新聞不是政經關係在文化層面的反映與延展,報刊並不隸屬、依附於政經關係。新聞文本的最終呈現包含着記述者前在的“感覺的結構”的巨大影響。思想觀念對於新聞文本——這一客觀存在的實現具有重要的建構作用。(3)由於認可“新聞”包含着不同的現代性想象,所以新聞史呈現的應該是一種集體過程的歷史。它“應當包含讀者、記者與新聞機構的社會與文化過程”(黃順星,2011)。它不是偉大報人或報刊的傳記,也不是筆直向上的線性歷史,而是一種“流動、不穩定、具有衝突性的結構”(黃順星,2011;Nord,1988)。

所以,新聞機制史不存在如科學範式一樣標準的、模式化的話語表達模型。它和新文化史的其他分支一樣,更強調基於具體問題的個案實踐。而報刊閱讀史就被諾德看作是實踐新聞機制史的一個典範(Nord,2008:162-180)。閱讀史的研究,呼應了前述新聞機制史的四點特徵:(1)它的書寫對象已經不再是專業傳播者,而是普通的媒體使用者。讀者、報販、印刷工人等皆可入史;(2)它要討論的重點不再是報刊的內容,而是基於報紙閱讀的社會網絡分析;(3)它不再只把專業媒體組織作為新聞史唯一要書寫的組織,而是將讀者依據宗教、年齡、族群、性別、職業、受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等組成的臨時的、交叉的、非正式的閱讀群體——即諾德所言的“闡釋的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也作為新聞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諾德看來,“闡釋的共同體”作為一種隱形的社會存在,影響了讀者對報紙內容的選擇、解讀和讀報后的反饋行為;(4)它不再只涉及報紙傳播了什麼,而是把更多的筆墨放在讀者的閱讀反饋、傳播效果的好壞、受眾如何在特定議題上與傳播者博弈等等新的話題。

而就閱讀史的個案而言,諾德還強調對“媒介系統”(media systems)部分進一步細化,提出關注傳播技術(history of technology)、文獻分析(analytical bibliography)、文本批評(literacy criticism )以及文化研究(literacy studies)四個層面(Nord,2008:166)。參照拉斯韋爾和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見圖2),他認為技術是控制分析重要的組成部分。技術變遷與閱讀行為變遷間的關係問題無論是在輝格史、傳統閱讀史、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還是在伊麗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The Print as a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modern Europe)中都沒有得到讓人信服地闡釋。所以,他的閱讀史希望找到技術與閱讀行為間的聯繫。對文獻分析和文本批評則強調要打破傳統文獻分析中重物理特質而忽視文獻歷史語境的弊端,實現文本社會學(sociology of texts)分析。文化研究則意味着文化的意義不是終結於作者停筆一刻,而是拓展到讀者的閱讀與反饋中(Nord,2008:162-180),新聞機制史的目標指向依舊是文化史。

四 重寫新聞史:

《新聞的共同體》的內在理路

以上述思路為指南,諾德提出了重建新聞史研究的可能。這種思路正如凱瑞所言,並不是完全否定輝格史的歷史價值,而是希望在其“精疲力竭”(exhausted)后找到新的知識生產的接續點(Carey,1974)。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諾德就陸續開始了新聞機制史的討論,並在2001年將論文結集為《新聞的共同體》。這些論文雖然成形於不同時期,但是卻始終貫穿着體現機制、互動的兩條主線,即對“生產的共同體”(communities of production)的再研究(rethinking)和對“接收的共同體”(communities of reception)的新挖掘(discovering)。對“生產的共同體”的再研究意味着發現新聞文本中被忽略的社群的“感覺的結構”;對“接收的共同體”的新挖掘意味着將對“感覺的結構”的挖掘延展到個體讀者和普通社群。兩部分的個案研究接續起美國建國后的各個年代(見表1),構成了完整的時間鏈條。

在對傳播者的研究中,輝格史側重於黨派(政治)與商業(經濟)兩種“感覺的結構”的書寫,從而忽視了傳播者對於新聞活動宗教的、地方性的、公共的等面向的想象。以公共的觀念來看,諾德認為它其實存在於美國新聞史的各個年代,只不過長期被遮蔽了。例如,19世紀中後期的確是商業化便士報的時代,但是並不意味着公共報刊的完全消失。19世紀中後期《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恰恰就是一份有影響力的公共報刊。其主編梅爾維爾·斯托(Melville E. Stone)是衛理會成員,繼承了清教資產階級注重家庭、誠實、勤勉工作和平等的價值觀,所以在很多場合鼓吹公共利益優先,並且推動了市民組織的建立(Nord,2001:120-127)。特別在芝加哥大火和普爾曼(Pullman)鐵路工人大罷工事件中,《每日新聞》都堅持公共利益優先的觀點,鼓吹災難時的市民團結,調和19世紀後半恭弘=叶 恭弘日益激烈的勞資矛盾以實現公共服務的有效運行。

宗教的“感覺的結構”則展現在曾格案中。諾德認為,在18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宗教大復興(Great Awakening)的背景下,曾格案不僅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問題,還有爭取宗教自由的問題。曾格對於行政當局和保皇派報紙的反抗不僅在於打破他們的政治權力壓迫,還要打破其假借上帝的名義操控報刊,從而打破這種所謂新的“人間權威”對於個體的操控,從而獲得宗教自由,真正實現加爾文派等平民教派所提倡的個體對上帝的直接皈依、實現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謂的“因信稱義”(Nord,2001:65-79)。

鼓吹地方性的“感覺的結構”則出現在美國內戰前很長一段時間的報刊中。在建立美國的問題上,報紙其實是中央主義和地方主義博弈的中心,扮演着既維護中心主義又認同地方主義的矛盾角色。在建國初期的報紙上,既能夠看到聯邦黨、反聯邦兩黨對立、分裂、互相攻訐的聲音,又可以看見兩者建構民族國家的努力。所以,美國的建立並不是在獨立戰爭勝利那一刻就結束了,而是不同社群力量分裂、鬥爭、妥協的長期過程。直到美國內戰結束,統一的美國觀念才最終逐漸確立。中央主義和地方主義兩種對立的“感覺的結構”通過報紙真實展現出來,反映出歷史演進的複雜性(Nord,2001:80-91)。

而在接收者層面,輝格史對此的討論此前一直闕如。新聞機制史把受眾也看作是新聞實踐的重要參与者,認為他們的“感覺的結構”也能通過報刊表達,並且影響到公共生活的變化。在建國初期的紐約,諾德發現早期的閱讀者商人、手工業者和貿易者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影響着報刊的價值宣導。作為新的城市發展勢力,他們推動報刊宣揚早期清教徒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道德自律、反對奢侈浪費、要求平等和民主等意識形態。這些報紙上營造出的這種“共和精神”逐漸成為北美主流意識形態的一支:它反對絕對自由主義的泛濫,提倡基於市民美德和公共價值觀之上的個體自由主義(Nord,2001:175-198)。

這種市民美德和公共價值觀在1793年紐約爆發的黃熱病事件中得到有力的展現。當公共災難到來時,紐約的報紙並未停止發行,而是登載來自官方和小道的各種訊息。圍繞着疫情,所有的紐約市民都在利用報紙表達一種共同體的“感覺的結構”。普通讀者投書公布自己實踐過的行之有效的治療藥方;醫生則通過報紙來公布疫情狀況和防控措施;政府也通過報紙來發布最新防控情況,消除各種謠言,試圖穩定社會狀況。還有人利用報紙來表達對其他人的感謝、呼籲市民抵制黃熱病恐慌等。這些都意味着普通人也是新聞實踐的行動主體。在公共事件突發時,報紙可以將熟人和生人聯繫在一起,表達一種公共的關注和認同(Nord,2001:199-224)。

工業化、城市化、領土擴張、階級分化等現代化的轉變逐漸瓦解了古典共和的“感覺的結構”,但是並不意味着它就此消失在報刊中。多樣性的新聞想象一直是美國報刊閱讀史上受眾媒體表達的主流。愛爾蘭裔移民詹姆斯·基利(James Keeley)創辦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和《芝加哥先驅報》(Chicago Herald)就是在商業化主宰時期依舊堅持報紙公共論壇角色的代表。讀者的來論每天都會出現在報紙上,白人社群隱含表達對於黑人的不滿,在一戰期間表達對於德裔居民的反對。在天主教徒發表保守的性衛生觀念時,新教徒立刻在報紙上大力反對。而作為美國新聞學基石之一的客觀性原則,被讀者接受過程也充滿了衝突與對抗。讀者之間、讀者和報紙編輯間圍繞着新聞是否要客觀的問題在報紙上展開了激烈地討論,最終逐漸才達成共識(Nord,2001:246-277)。

所以,諾德發現的讀者不是可以忽略的對象,也不是“消極的受眾”,而是新聞實踐的積极參与者。他們的實踐,體現在閱讀行為與報紙、社會間發生的互動關係中。報紙作為一種機製為互動提供了平台,同時也展現了不同時期、不同社群表現出的豐富多樣的“感覺的結構”。閱讀的歷程,其實就是新聞機制不斷展現的過程。它作為一種觀念的力量,影響着美國歷史的建構。

五 諾德的新聞機制史:“糅合”的地方性知識

新聞機制史作為不同於輝格史書寫的一種拓展性方案,從學術思想變遷的脈絡上看,可以理解為不同學科觀念借鑒與綜合后的產物。按照諾德自己的看法,他的方法論至少受啟發於幾個方面:閱讀史的思路受惠於達恩頓和斯坦利·費時(Stanley Fish);“新歷史主義” 的思維來源自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對於受眾的關注以及對邏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了解則來自於史蒂夫·查菲(Steve Chaffee)、傑克·麥克勞德(Jack McLeod)等人(Nord,2016);對新聞史研究變革的關注則直接來自凱瑞(Nord,1988,2006)。歸納來看,達恩頓、費時、格林布拉特、凱瑞的主張都可以納入新文化史的範疇,而查菲和麥克勞德則屬於主流傳播學。所以,新聞機制史可以被看作是將新文化史和傳播學的若干理念接受、批判、融合后的一種新研究範式。

首先,這種融合體現在諾德對於新文化史的改造。一方面,他基本接受了新文化史對於“文化”的重新界定,認為文化不能只看作是政治、經濟等決定的一種社會結構,而是囊括上述內容的、位階更高的概念。文化,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不僅能夠頂住社會的壓力,甚至還可以形塑社會現實”(Burke,1997:197)。

這樣,新聞機制史就將文化放置在人類實踐的最高位置,新聞的歷史就是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人們通過語言、符號、儀式等方式所建構出的“集體的歷史”(周兵,2013:66;伯克,2000/2000):它的研究對象必然是“普遍的大多數”。其方法是將新聞文本作為田野資料,去發掘文本背後的、普通人的“感覺的結構”。

但是,新聞機制史對這種人類文化學沒有突出權力、結構的分析並不滿意。諾德和另一位新聞史學者大衛·斯隆(David Sloan)都認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一切經驗材料都注入了一定的結構和權力,凱瑞和新文化史所言的“感覺的結構” 18並沒有建立在對新聞文本的批判性理解之上(Sloan,1989:16-29)。雖然可以借用人類學的方法,但是歷史學通常只能藉助文本來理解研究對象而無法親臨現場(程美寶,2011:678-680)。這註定了新聞文本不僅不是第一手資料,而且可能存在記述者的各種偏見與過濾。所以在諾德看來,時刻關注文本的結構和權力問題是有必要的,它更有利於真實反映新聞機制的實際運作狀態。

其次,這種融合還體現在新聞機制史中融入傳播理論。但是與將新文化史看作是對新聞史研究的補充與糾偏不同,諾德認為新聞史與傳播理論的結合其實是抱團取暖的雙向雙贏。一方面,傳播理論的發展已經暴露出輝格式的歷史書寫方式缺乏社會科學理論指導的弊端。描述性的研究不但不具有解釋力,而且還把讀者的閱讀過程、傳播效果等重要的維度忽略了。另一方面,主流傳播學與美國的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已經日益顯現出“內卷化”的趨向(Collins,1986)。它急需出現與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人的研究類似的“歷史學轉向”,從而擺脫其“非歷史”(ahistorical)的特質,為自身發展尋找新的路徑。

而從更廣闊的歷史社會視野看,這種理論與歷史的融合還是20世紀70年代某些時代特徵的體現。它體現在像諾德一樣目睹或參与了20世紀60年代的學生運動、反越戰和黑人民權運動的一批年輕學者對建制派的各種現代性敘事的不滿,希望通過歷史研究去揭示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關係運行(林國明,2013:157-198);也體現在諾德希望通過將傳播學與新聞史的融合實現人文主義與社會科學的結合。他始終認為,人文主義具有人類終極關懷和反思性的優勢,而社會科學擁有嚴謹、細緻的研究方法。人文主義與社會科學不應當對立。新聞傳播學是人文主義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新聞史研究既需要人文主義者也需要社會科學家(Nord,1989:290-315)。

所以,綜合而言,新聞機制史是糅合了歷史學、新聞傳播學、社會學等在內的“地方性知識”。它根植於殖民地的自治傳統,與主流的進步論史觀截然相反。它從重新理解“新聞”出發,希望實現從“私人”的新聞史到“公共”的新聞史、從“政治”的新聞史到“文化”的新聞史、從“描述”的新聞史到“闡釋”的新聞史、從“大寫”的新聞史到“小寫”的新聞史等一系列改變。相比於輝格史、凱瑞的新聞文化史,新聞機制史在哲學取向、研究重點、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異,可以大致整理如下(見表2):

以上表格比較清晰地展示了新聞機制史的核心特質。從新聞機制史出發,諾德甚至希望建立一種延伸了的、能成為“元科學”(meta-science)的新聞史:傳播史(Communication History)。他設想的傳播史的研究者首先是傳播“歷史”學者,對歷史學有深刻的認識,學習的課程包括大眾傳播史、歷史學研究方法、歷史學量化研究法等;接着是“傳播”歷史學者,接受傳播學的訓練,課程包括大眾傳播調查、數據統計課程等。最後成為“傳播歷史學者”,課程包括知識社會學和科學哲學(Nord,1993)。比照一看,這個“傳播史”的前兩個層次就是新聞機制史的思路,而從知識社會學和科學哲學視角重建新聞傳播史顯然是設想但並未詳細闡明的新的進程。

六 餘論:新聞史觀的在地化?普遍化?

行文至此,本文對於諾德新聞機制史及其實踐的討論已基本完成。通過對北美語境下“新聞”觀念的歷史考察,諾德將“新聞史”重新界定為不同權力關係、利益集團展開爭奪的機制史。新聞作為一種機制具有延續性,只要人類公共生活存在,那麼新聞機制史就具有存在的合法性。同時,新聞作為一種機制還有很強的張力,可以容納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既保證了新聞機制的公共性,又顯現出它的多元化。

但是,正如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所言,社會科學的範式通常都不是盡善盡美的,只有通過革命才能不斷向前(庫恩,1962/2012:134-135)。新聞機制史固然在很多面向上令人耳目一新,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與多數新文化史的分支一樣,新聞機制史缺乏理論框架的搭建,而只注重於具體的實踐。新聞作為一種機制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機制的類別是否可以歸納”“影響機制的因素是否可以總結”“機制的運行是否具有條件性”“機制史能否處理相對宏大的議題”等諾德並沒有闡述。諾德以史學家的身份介入新聞史研究,事實上依舊保持着傳統歷史學家重敘事、重原始材料的底色。他沒有建構新聞機制史理論框架的企圖,即使是後來提出的“傳播史”也是處於構想的階段。他提倡的通過社會科學來改造史學很大程度上是當時跨學科濃厚的學術氛圍所致,也是新聞傳播學交叉學科的特質使然。

故而,新聞機制史只能是微觀的歷史。它具有微觀歷史共通的一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對歷史現象的整體性考察。正如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所言,以微觀史學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肢解了歷史的整體性,把歷史變成了一種暫時的、不安定的、非本質主義的敘述(Eagleton,1996:45-68)。微觀歷史不再關心歷史變遷的“樹榦”,而將重點轉移到“樹枝”以及“樹恭弘=叶 恭弘”,甚至每一片“落恭弘=叶 恭弘”也要仔細端詳。這樣的確展現了歷史的細節,揭示了歷史的斷層,但是也存在着“見樹不見林”的潛在風險。諾德的閱讀史研究的確展現了不同時期各種“感覺的結構”,但是卻無法進一步闡釋這些不同時期轉變的連續性何在。一個基本的問題在於:由於缺乏體例和前在框架,閱讀者很難對美國閱讀史有一個整體的、直觀的、全貌的理解。

第三,新聞機制史深深根植於北美新聞實踐的歷史傳統中,這導致其所建構的歷史知識也是地方性的。其基本立場是反對現代性對於同一性、一元化的全面擴張,呼籲多樣性、地方性的回歸。所以,在很多持全球史觀、整體史觀的歷史學家看來,這種方法論下獲得的歷史知識是局限的、片面的、細枝末節的。對於單個地區某些問題的闡釋可能十分精緻、生動,但是卻很難對其他地方的研究有更大的啟發。以新聞事業以及新聞觀念的發展而言,中國與美國就具有顯著的差異。作為近代西學東漸和殖民化的產物,近代中國新聞事業就不存在“作為民主的新聞”的土壤。美國建國后少戰亂的事實為諾德提供了大量保存於教會、工會等組織的完整家庭訂報、閱讀資料,而中國這方面的史料因為戰亂、天災等因素而很多散佚。所以,諾德的研究對於中國的研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借鑒性。但是,這卻並不影響其學術思想史價值。至少,不論是否明確表明受其影響,中國的閱讀史研究已經在21世紀后陸續展開,他所強調的新聞史研究人文主義和社會科學的結合更是當今很多研究者的基本共識。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0年第4期。

封面圖片來自網絡

本期執編 / 庫蘿

訂閱信息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國際新聞界》,國內郵發代號:82-849,歡迎您訂閱!

您還可訪問《國際新聞界》官方網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費獲取往期pdf版本。



2022 最新版百家樂賺錢秘技全攻略
2022 最新版完全攻略 百家樂預測破解
2022 最新版完全攻略 百家樂教學